朱熹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

朱熹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

李恒良

朱熹（1130－1200），字元晦，号晦庵，谥文公。南宋时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宋代集理之大成者，是宋以后一位重要的哲学家、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家。他继承了北宋程颢、程颐的理学，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。

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，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，“理在先，气在后”，提出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朱熹学识渊博，对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。其词作语言秀正，风格俊朗，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教育的影响上。

首先，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，他的理论思想主要有：

1、 理气论

朱熹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是“理”，或称“道”、“太极”，这是继承周敦颐、二程，兼采释、道各家思想，所形成的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。朱熹所谓的理，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：

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面上者。②理是事物的规律。③理是伦理道理的基本准则。朱熹称理为太极，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，即“太极只是一个理字”。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，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。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，物物有一太极的思想。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，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，即“理一”。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。它是形而下者，是有情、有状、有迹的；它具有凝聚、造作等特性。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。天下万物都是理和气相统一的产物。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。理生气并寓于气中，理为主，为先，是第一性的，气为客，为后，是第二性的。

2、 动静观

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，并从气展开一分为二、动静不息的万物运动，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，动的是阳，静的是阴。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。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，而使事物变化无穷。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，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续的过程。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，动静又是不可分的。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。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有对待、相排斥，并且相互统一。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，他称之为“变”与“化”。他认为在渐化中渗透着顿变，顿变中渗透着渐化。渐化积累，达到顿变。这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现代辩证法的思想。

3、 格物致知论

朱熹用《大学》“致知在格物”命题，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。在认识来源问题上，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青先验论，也不否认见闻之知。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，即格物才能穷其理。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。他认为知先行后，行重知轻。从知识来源上说，知在先；从社会效果上看，行为重。而且知行互发，“知之愈明，则行之愈笃，则知之益明”。

4、 心性理欲论

在人性论上，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，认为“天地之性”或“天命之性”专指理言，是至善的、完美无缺的；“气质之性”则以理与气杂而言，有善有不善，两者统一在人身上，缺一则“做人不得”。与“天命之性”和“气质之性”有联系的，还有“道心、人心”的理论。朱熹认为，“道心”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，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，发而为恻隐、羞恶、是非、辞让，则为善。“人心”出于形气之私，是指饥食渴饮之类。如是，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。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，而以道心主为。他认为“道心”与“人心”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，“道心”需要通过“人心”来安顿，“道心”与“人心”还有主从关系，“人心”须听命于“道心”。朱熹从心性说出发，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。他以为人心有私欲，所以危殆；道心是天理，所以精微。因此朱熹提出了“遏人欲而存天理”的主张。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，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，他反对超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。

5、 美学思想

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还含有艺术美的理论。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。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，朱熹探讨了文与质、文与道的问题。认为文与质、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。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。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，贯穿了他把乐纳入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。朱熹对“文”、“道”关系的解决，在哲学思辩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。他对《诗经》与《楚辞》的研究，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。

其次，朱熹的历史地位还在于他的教育思想。南宋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，刚刚出任南康军（今江西九江星子县）郡守不久的朱熹，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。在这里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《白鹿洞教条》。

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。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，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，发展成为“天下书院之首”，“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”，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。朱熹手订的《白鹿洞教条》，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。如明代大学者、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：“夫为学之方，白鹿之规尽矣”。

“白鹿洞教条”既是学生求知问学龄前条规，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，两都是统一的。对此，朱熹解释说：“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，莫非使之讲明义理，以修其身，然后推以及人，非徒欲其务记览，为辞章，以钓声名，取利禄己也。”这就是说，在教育实践中，教与学是统一的，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：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，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。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：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，千学万学做真人”。可见，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把对功利主义教育的。

“白鹿洞教条”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，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。如，明确孟子提出的“五教”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，“学者学此而已”。又将孔子《中庸》中提出的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。并强调说，前面四者，是为了穷理致知，属于认识的范畴，后面的“笃行”则是实践。朱熹一向认为。《中庸》是孔子“传授心法”之作，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教育命题，值得现代人终身品味。

其后列出的“修身之要”、“处事之要”、“接物之要”，都是“笃行之事”，皆属实践范畴。朱熹认为，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，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，“知之愈明，则行之愈笃，则知之益明”，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，就是教育的过程。

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，更应以此作为“规矩禁防”，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，“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，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，无一事吾职之所当为。虽势在匹夫之贱，而所以尧舜其君、尧舜其民者，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”。

综上所述，朱熹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无以替代的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，他的思想起到了承上起下一步作用。他是一个集大成者，作为思想家，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，使之初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体系，达到了中国古代唯心辩证的顶峰，其中的辩证思想，已具备现代辩证的雏形。而其教育中丰富的教学思想，更是接触到了现代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学原则的一些基本问题，如教学的目的性、积极性、良好开端性、巩固性，学习的自动性、学与思、学与习、学与行、教与学等。这是对我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教学经验与理论，做的一番归纳、整理与总结，并使之系统化。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、最清晰的一次论述。其中的许多见解与思想，依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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